真相时刻

迈克尔·卡比(Michael Kirby):调查北韩人权进程不是白日梦

Michael Kirb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w | Asia, East Asia

13 August 2014

迈克尔·卡比(Michael Kirby):调查北韩人权进程不是白日梦

最近一名堪培拉记者在《世纪报》网站(The Age online)上发文,称我提出的说法——北韩最高领导人作为该 隐士国家的统治者,应该要为该国犯下的反人类罪负上责任——只是我在“空口说白话”(whistling in the wind)。

该记者的看法是,这位年轻的统治者除了继续封锁国门,不与国际社会联系,不会对那些把他说成危险人物的说法有任何其他回应。更甚,记者还建议,应该从某些方面去配合金正恩,让他不至于感到受到联合国人权守卫者的威胁。毕竟,他对受到威胁的反应(如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是超出需要地去打造世界第四大的军队。另外他还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制造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这都令到比邻的南韩、中国和日本很担忧。

要看这样的批评是否合理,我们需要回到整件事的开始。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似乎把一些本来不属于我或我主持的调查委员会的责任归咎于我们。

这个委员会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3年3月建立的。它的成立是出于理事会和受委任考察北韩人权状况的特派员(Marzuki Darusman, 马祖基·达鲁斯曼,前印尼首席检察官)的沮丧。

事实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韩的全称)从来都拒绝与理事会或者达鲁斯曼先生有任何的接触。是作为特派员的达鲁斯曼先生自己要求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去升级我们对北韩的接触和收集更多的信息。

当这个决议在2013年3月被人权理事会采纳的时候,它没有经过投票就被通过了。这是很不寻常的一步,因为一般总有一些国家会反对针对一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

但对于北韩,国际社会对其不合作的态度似乎越来越不满,尽管很多的人权条约北韩都漫不经心地签署了。北韩的支持者逐渐变少。调查委员会成立不久,我被邀请加入,和特派员达鲁斯曼先生,还有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人权和反人类罪专家,宋佳·毕塞尔科(Sonja Biserko)共事。

我们的工作量很大,但基本来说简单而且受到限制。我们的调查围绕着我们构思的报告的九个特别事项进行。它们包括,例如绑架、政治监禁营、饥荒、歧视、新闻及资讯渠道缺失和示众执刑等。

我们不可能因为害怕激怒金正恩而不呈交我们的报告。我们也不会因为顾忌于要和北韩和好而在做报告时有所保留。处理国际间敏感的外交事务并不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不会操控或扭曲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去调查,制作调研结果,然后如果适当的话,作出总结和建议。这就是我们所做的。

媒体记者(不是之前提及的那位堪培拉记者)重复提到调查委员会花了一年的时间完成调研。没错,成立这个委员会的决议是在2013年3月通过的,但随后委任人选花了两个月,再之后的两个月,委员会才在7月得以召开第一次会议。而整份报告需要在2014年的首个星期书写完成,好让它能及时被翻译成联合国的五国语言,继而理事会能在2014年3月对其作报告展示。事实上,我们准时把报告完成了,没有超资,我们对调查结果也没有分歧。与媒体的叙述不同,这份报告并不为反对北韩,或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而写,对北韩没有敌意。因为我真的无法对这个“隐士之国”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和同事只能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资料就事论事。而这些资料的数量也足够有余。

从一开始,北韩政府就拒绝与我们的调查有任何联系。他们称调查是敌人因政治因素挑起的(敌人主要指美国、南韩和日本)。

我们提出会主动跟北韩政府接触,回答他们的疑问,听取他们的忧虑,邀请他们派代表参与调查。我们把报告草案寄给他们,第一时间就交给金正恩。我们提出可以去平壤与他们的官员会面,回答他们国民的提问。所有的这些提议都被回绝或不予理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只能采用一个英语国家常用的调查方式,而这个方式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或联合国中都不那么常用。大部分的联合国的调查都以低调的、非公开的方式搜集证据,这是一个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推广到世界的法律传统。但我们的调查依据的则是一个更加透明、辛苦而仔细的英式传统。公开的听证会,公开作证,非引导性提问;无数个小时的听取证词,通常是由颤抖的受害者亲自诉说他们和家人经历过的严酷的折磨。

记者质疑我们如何确认证词的真实性,还提出:我们的采样怎么不会偏颇,基于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北韩逃出来的难民?

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在公开的听证之上加入了一个新方法。我们用数码方式记录了这些证词,并把它们上载到调查委员会的网站上。我们采用一些必要手段排出了那些还有家人生活在北韩的证人,不对他们公开听证而是私下采访。但就算这样,能公开听证的那部分证人也已经非常多了,他们亲自给我们叙述他们的亲身经历,而且都与我们的调查任务相关。这形成了一个相当有力和可信的证词储备库。我们几乎不会觉得有证人故意夸大实情。而且很多彼此不认识的证人的证词都能互相对得上。还有一些证词能得到事实证据的印证,这些事实证据包括调查委员会手头上的卫星照片,北韩领导人的公开演讲和言论,以及联合国组织在北韩国内搜集到的数据。

我们要召集证人一点也不困难。实际上,当我们搜集到足够的证据,而剩下可以用来分析,撰写和发表报告的时间又越来越少时,我们不得不停止采访更多证人。

我相信得出来的结果是有分量的和可信的。这是一份直接面向读者的报告。它被无数证人的证词节选注入了生命。这不是一份以被动语态书写的,像很多其他联合国文件一样死板的散文。这份报告描述的是北韩政府巨大的和持续的错误做法,以各种形式、花式、强度和长度出现,是自希特勒的纳粹恐怖和斯大林的苏维埃劳改营以来最残忍的做法。

这份针对北韩的报告强有力之处在于它在一份文件中收集了所有相关资料。我们的调查结果经过准确的确认,处处都以我们搜录的证词作依据。根据调查结果,我们作出了总结,同时我们也给出多条建议,很多这些建议,记者们在他们对委员会和调查的评述中都没有提及。

人权理事会要求我们强调的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践踏人权的行为有没有到触犯“反人类罪”的程度。

反人类罪是国际法中详细定义的一个罪行。它涉及以国家政策形式出现的,故意针对社会某些特定群体的,造成死亡和重大伤害的暴力行为。我们记录了太多的证据证明这类行为的存在。

理事会要求我们指认到底是谁应该为这个罪名负上责任。我们给出了真诚的答案。反人类罪在北韩长期且自然地发生。那些允许它一直发生的人,而这些人根本是有能力预防或阻止它发生的,他们需要在国际法上负上法律责任。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金正恩。在给这位朝鲜劳动党的最高领导人提交我们的报告时,如果不把他负有的潜在的法律责任向他表明,那我们就太不坦率了。所以我们把话都说开了。

当我们英文版的报告在2014年2月17日首次上载到互联网上时,它马上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正如我当时所说的,国际社会惊讶的程度好比是在二战后再次发现集中营。人们当时说:“如果我们早点知道就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拥有网络的人都无法藉口说自己不知道:一个万恶的反人类事实正发生在我们共处的世界里,此时此刻。

当报告在2014年3月17日正式递交给人权理事会的时候,读过它的成员们无不表示震惊。只有北韩的大使批评了这份报告。人权理事会以绝对的票数优势表示应按报告的建议进行下一步行动,包括其中一个建议提出的安全理事会应该把北韩的这个案件交给国际法庭审理,例如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这样的做法可以借鉴达尔富尔(苏丹地名)和利比亚的先例。而且北韩的情况比这两个地方的还要糟很多。

调查委员会整个调查的最后一步就是要向联合国组织的最高机构,位于纽约的安全理事会,总结汇报北韩人权问题的调查情况。事实上,常任理事国法国和美国,加上澳洲,已经率先提请要求联合国尽快行动。这就表明了国际社会强烈认为应该通过行动去结束北韩政府对其国民无休止的杀害和伤害,以及改变北韩的现状。

所以,难道这还算是“空口说白话”吗?难道是顾虑到中国,或者还有俄罗斯,会反对行动吗?在人权理事会里,中国曾经饱受批评,因为中国政府明知道“脱北者”将会面临严酷的惩罚,仍然坚持把这些从北韩逃到中国的难民遣返。中国在国内的人权问题上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保护自己国民的人权。中国不会安心于有一个不稳定的国家就在自己的旁边,特别是那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导弹系统的北韩。安全理事会和北韩在核武器的问题上已经有交手。安全理事会对北韩实行制裁得到所有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支持。

普世人权并不与国际的和平与安全分开,因此也不与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职能分开。很多让国民挨饿和犯下各种反人类罪的国家都倾向于触发争端以及发生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2013年12月的张成泽事件,这位一度是北韩最高职位的官员,同时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舅舅,在四天之内被抓捕,审判并处决的事件,尤其能体现北韩局势的不稳定。

北韩不是一块有着光辉群众运动和奇怪领导人的土地。那些刻板的军人和学生的表演游行只是独裁统治的象征。

北韩不是一块轻松幽默的,罗德曼(NBA球星,Dennis Rodman)遇见金正恩的土地。这是一块粗暴践踏人权的土地。而这种情况必须被知道、终结和改正。

联合国以之为基石的普世人权,要求我们这样做。同时联合国的另一项重要原则——维护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也要求我们这样做。

真相已经大白。调查委员会成功地完成了调查北韩人权状况的任务。

我们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秉持人类所需的尊重和正义。

作者:迈克尔·卡比(Michael Kirby)卡比是澳洲法学专家和学者,1996-2009任澳洲最高法院法官,2013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任调查北韩人权状况。 原文载于澳洲国立大学, 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 Advance 杂志,2014冬,14-19页。

联合国北韩人权报告A-HRC-25-63

The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anks Lawrence Xi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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